卜冉，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技术2025届毕业生，现任职于北京Apple经销商培训部门。在校期间曾任体育协会部长、学生电影评论联合会副主席、电影协会社长，曾获优秀学生干部、精神文明先进个人等荣誉。

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一件事：大学几年，我其实什么都没学，又什么都学了。说“什么都没学”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专注于一件事。我没有把所有时间都扑在专业课上，没有成为一个“标准”的建工学霸。我跑去当体育部长，在操场上晒了两年太阳；我跑去搞电影社团，在放映室里看了几百部片子；我跑去主持沙龙，在讨论中学会了提问，也学会了闭嘴。

说“什么都学了”，是因为当我以培训师的身份，面对几十个学员的时候，我发现——体育协会教我的“站在前面”，电影社团教我的“看见背后”，建筑工程教我的“搭建结构”，全部都在这里等着我。

在泰科的几年，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三棱镜。一束光打进来，折射出三种颜色：红色、蓝色、白色。而当我走进职场，这三种颜色又重新汇聚成一束光，照亮了我面前的路。

大一学年末竞选体育协会部长，不是因为我有能力，而是因为我有勇气——准确地说是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气”。

竞选那天，我站在台上说：“我喜欢运动，我想试试。”然后就真的选上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很多人之所以能站在前面，不是因为他们准备好了，而是因为他们愿意站出来。体育协会教我的第一课就是：机会不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是留给敢站出来的人。

真正当上部长之后，我才发现“站出来”只是开始，“站住”才是考验。

第一次组织“新生杯”篮球赛，我以为最大的挑战是赛程安排和裁判协调。结果真正让我崩溃的，是那些“计划之外”的事情：比赛当天突降大雨，场地积水，参赛队伍在群里吵成一团；赛程表贴出去之后，有队伍发现时间冲突，要求重新排期……

那段时间，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想“明天还会出什么事”。但奇怪的是，每一次危机过去之后，我都会发现自己比之前更稳了一点。不是因为我学会了什么新技能，而是因为我见过的“烂摊子”足够多，多到我已经不再害怕“烂摊子”了。

后来，这份“承受力”跟着我去了北京。在工作中，每一次上台都是一场未知的考试。学员的反应不可控，提问不可控，现场气氛不可控。但我已经不怕了。因为我知道，混乱不是意外，混乱是常态。而我要做的，不是消除混乱，而是在混乱中找到自己的节奏。

体育协会给我的，不是组织活动的能力，是“扛得住”的底子。

如果说体育协会让我学会“承受”，电影社团则让我学会“理解”。

大二，大三，我也分别担任了电影协会社长和学生电影评论联合会副主席。两个社团，两份责任，但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，跟社团管理无关。

第一次主持电影沙龙，我准备了一肚子的话。从导演的生平到镜头语言，从主题分析到隐喻象征，我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倒出来。讲完之后，我问：“大家有什么想法？”全场沉默。那种沉默，比任何批评都让人难受。

后来一位老师点醒了我：“你不是在主持沙龙，你是在上公开课。沙龙的主角应该是大家，不是你。”

那天晚上我失眠了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当成“老师”？为什么我不能把自己当成“听众”？第二天，我把讲稿扔进了垃圾桶。

之后的沙龙，我只做一件事：提问。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“你觉得这个镜头想说什么？”“如果你是主角，你会怎么做？”一开始，场面更冷了。但慢慢地，有人开始回答。有人因为《楚门的世界》聊到了自己的成长困境，有人因为《入殓师》聊到了与家人的和解，有人因为《心灵奇旅》聊到了对未来的迷茫。

我学会了一件事：最好的交流，不是输出观点，而是为每一种声音留出空间。 作为主持人，我的任务不是展示自己有多懂，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敢说、愿意说、习惯说。

这份“理解力”，在工作中成了我的秘密武器。面对学员，我不再急着给出答案，而是先问：“你遇到过什么？”“你是怎么处理的？”“你觉得哪里最难？”当学员自己说出解决方案的那一刻，我知道，这个答案会比他听来的任何建议都管用。

电影社团给我的，不是看懂电影的能力，是“听懂人”的能力。

现在来说说我的“本专业”——建筑工程技术。

很多人问我：“你干培训，建工白学了吧？”我的回答一直是：“没有。建工教会我的，是任何专业都给不了的东西。”

建工的核心是什么？是“结构”。一栋楼能站多高，不看它有多好看，看它的结构有多合理。墙怎么砌、梁怎么搭、柱怎么分布，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一栋楼的命运。图纸画错了，楼就盖不起来。结构不合理，楼就会塌。

这个“结构思维”，后来被我用在了一切地方。

做工作中的课程设计时，我也用同样的方法：学员需要掌握什么？分几个模块？每个模块讲多久？用什么案例？做什么练习？怎么考核？结构清晰了，内容才有章法。

更重要的是，建工教会我“承重”的概念。一栋楼能站多久，不看它的外表，看它的地基。人也是一样。那些看起来“不务正业”的经历——体育协会的“承受力”、电影社团的“理解力”——就是我人生的地基。它们承托着我，让我在讲台上站得稳、站得久。

建筑工程给我的，不是砌墙的手艺，是“搭结构”的思维。

现在，我要说一个词——完满教育。

刚入学时，我对这个词没什么感觉。甚至有点抵触——“完满”，听起来像是学校在搞形式主义。但几年大学生活下来，我发现我错了

完满教育不是口号，而是一个容器。它把体育协会的“承受力”、电影社团的“理解力”、建筑工程技术的“构建力”，全部装在一起，让我看到这些东西之间不是割裂的，而是互相滋养的。体育让我敢做，电影让我会想，建工让我能搭。三样东西加在一起，就是一个“完整”的人。

优秀学生干部、精神文明先进个人……这些荣誉是结果，不是目标。真正的收获，是那个从“不敢站”到“敢站出来”、从“看不见”到“会看见”、从“只会做”到“会搭建”的自己。

完满教育给我的，不是一张文凭，是一个三棱镜——让我能把一束光折射成三种颜色，也能把三种颜色重新汇聚成一束光。

“四位一体双院制”则给了我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。没有人告诉我“你必须只做一件事”，我可以一边当体育部长、一边搞电影社团、一边学建工专业课。这种“不设限”的环境，让我有机会去试错、去探索、去发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、擅长什么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我站在讲台上，面对不同背景的学员，我常常想起自己的大学四年。体育协会的“承受力”、电影社团的“理解力”、建筑工程技术的“构建力”——这三样东西，构成了我作为一名培训师的全部底色。

我教产品知识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教人怎么面对客户；我教销售技巧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教人怎么理解需求；我教技术参数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教人怎么建立信任。

我不是体育部长，不是电影社长，不是建工学生，也不是培训师。我是所有这些身份的总和。我是一个三棱镜——让光进来，让光出去，让光在折射中成为它本来的样子。

这束光从哪里来？从泰科来。这束光要往哪里去？往每一个愿意被照亮的人那里去。